這是1977年5月，巴菲特在《財富》雜志發表了一篇超長的文章 ，精闢論述了通脹如何打擊股市和債市。
通貨膨脹如何欺詐股票投資者
核心問題在於：股票市場的資本回報率沒有隨著通貨膨脹而上升，而似乎是停滯在了12%
股票在通貨膨脹環境下像債券一樣表現不佳，這已經不是個秘密。
在過去10年裏，我們一直處於這種通脹環境裏。
確實，這是一個股票遇到麻煩的時期。
但是，在這段時間裏造成股票市場難題的原因仍然沒有被人們完全理解。
在通脹時期債券持有者所遇到的問題一點也不神秘。
當美元月複一月地貶值，一種本金和收入都用美元支付的證券不會是個大贏家。
你根本不需要一個博士學位就能搞懂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股票是不同的。
多年來，傳統智慧堅持認為股票是對通貨膨脹的對沖。
這個說法來源於一個事實，那就是股票不像債券一樣是對美元的所有權，而是對有著生產設施的公司的所有權。
因此，股票投資者們相信，無論政客們如何印鈔票，股票投資者仍然能保持他們投資的實際價值。
但是為什麼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主要原因在於：我認為股票在經濟實質上非常類似於債券。
我知道我的主張對很多投資者來說顯得古怪。
他們馬上就觀察到債券的回報（利息）是固定的，而股票投資的回報（盈利）會每年變化極大。
這確實是事實。
但是，任何研究戰後公司總體回報的人都會發現一個現象：資本回報率實際上並沒有變化那麼多。
停滯的息票
戰後10年，一直到1955年，道瓊工業指數裏的公司的資本回報率是12.8%。
戰後的第二個10年，這個數字是10.1%。
在第三個10年，是10.9%。財富500強（歷史資料最早到50年代中期），這一個更大範圍的資料顯示了相似的結果：1955-1965年資本回報率11.2%，1965-1975資本回報率11.8%。
這個數字在幾個特殊年份裏非常高（財富500強的最高值是1974年的14.1%）或者非常低（1958年和1970年是9.5%）。
但是，過去這些年，總體上，淨資產的回報率持續回到12%的水準。
在通脹時期，這個數字沒有顯著超越這一水準。
在價格穩定的時期淨資產的回報率也沒有超越這一水準。
讓我們先不把這些公司看成上市的股票，而是生產的企業。
讓我們假定企業的所有人按淨資產價值購買了這些企業。
如果是這樣，這些企業的所有人自己的回報也是12%左右。
由於回報如此固定，我們有理由把回報看成“股票的息票”。
當然，在現實世界裏，股票投資者並不只是購買並持有。
相反，很多人在股票市場上反復買賣，試圖戰勝其他投資者，以獲得公司盈利裏面自己那部分的最大化。
這種爭鬥，從總體上來說是無效的，對股票及股票自身的盈利無影響，卻減少投資者的收益。
因為這些活動會造成很高的摩擦成本，比如諮詢費和交易費等。
一個活躍的期權市場的引入根本無法增加美國企業的生產率，只不過是產生了給這個賭場配置數以千計的人手的需求。而摩擦成本則進一步升高。
股票是永久的
實際上，在現實世界，股票投資者通常並不用淨資產價格購買股票。
有時他們能在淨資產價格之下購買。
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的購買價格要比淨資產價格高。
這種情況下，就進一步增加了12%的資本回報率的壓力。
在後面的文章裏我會進一步談二者的關係。
現在，讓我們關注主要的一點：通貨膨脹已經增加，但資本回報率不變。
本質上，買股票的人得到的是內在的固定收益– 和買債券的人一樣。
當然，股票和債券有一些重要的不同。
首先，債券最終會到期。
債券可能需要等很長時間才到期，但是最終債券投資者能夠重新談判合同的條款。
如果目前和未來的通貨膨脹率上漲使債券投資人舊的息票率顯得不夠，他可以拒絕再買。
除非目前的息票率提高，重新引起他的興趣。這種情況在近些年一直在持續上演。
股票，與之相反，是永久的。
股票具有無限的到期日。股票投資者只能接受美國企業的盈利，無論好壞。
如果美國企業註定獲得12%的資本回報率，這就是股票投資人必須接受的水準。
作為一個群體，股票投資者無法退出，也無法重新談判。
從總體上說，他們的投入是增加的。單個的公司可以被買賣或破產清算。
公司可以回購股票。
但是從總體來說，增發新股和未分配利潤肯定會使鎖定在公司系統裏的資本增加。
所以，債券在這點上占了上風。
債券最終會被重新談判，股票的“息票”不會。確實，在很長時間裏，12%的息票率看起來並不需要很多調整。
債券投資者拿的是現金
這是另外一個債券與12%回報率的“股權債券”的重要的區別。
股票就好像是穿著股票證書華麗外衣參加華爾街化妝舞會的一種新的債券 -“股權債券”。
通常情況下，債券投資者拿到現金息票。
他可以自己決定這筆現金最好的投資方式。
我們的股票投資者的“息票”-盈利，則與之相反，一部分被公司留用並重新投資，而且投資回報率完全取決於公司。
換句話說，公司的12%的年資本回報率一部分以現金方式發股息，剩下的重新投入盈取12%的回報。
逃離
回首過去，股票投資者可以認為他們在1946到1956年間享受了豐盛的三重盛宴。
第一，他們享受了遠超過銀行利息的公司回報。
第二，這些回報的很大部分又重新被投入，獲得了其他投資方式無法獲得的高回報。
第三，當前面兩點好處被廣泛認知時，他們從股票資產價格的不斷上升中又進一步獲得了好處。
這第三重好處意味著在12%的公司資本回報率之上，他們獲得了額外的獎金。
道瓊工業指數股票價格從1946年的相當於138%的淨資產增長到1966年的相當於220%的淨資產。
在這一增長過程中，投資者短暫地獲得了超越其所投資企業內在盈利能力的回報。
這一人間天堂式的情形在60年代中期被許多主要投資機構“發現”。
但正當這些金融界的大象爭先恐後進入股票市場時，我們進入了一個加速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的時期。
非常合乎邏輯的是，股票的上漲開始改頭向下。
升高的利息無情的減少了現存的固定收益投資的價值。
當長期公司債券利息開始上升（最終達到了10%的附近），股票投資的12%的回報和再投入的優勢都變得不一樣了。
股票被認為比債券更加具有風險。
在一定時期內，股票的收益率雖然多多少少是固定的，但卻每年上下浮動。
投資者對未來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被每年的這種收益率浮動所影響，而這種影響往往是錯誤的。
股票有更大的風險還因為股票是無限期的。（即使你友好的股票經紀人有“安全”的100年的債券，他也不敢兜售給你。）
由於這些額外的風險，投資者自然預期股票要有令人滿意的高於債券的回報。
而同樣是公司發行的股票和債券，股票回報12%，債券回報10%，這兩者的差異還夠不上令人滿意。
當兩者的差異縮小時，股票投資者開始尋找逃離的方式。
但是，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無法逃離。
他們所能取得的只有很多的股票價格變動，顯著的摩擦成本和新的、更低的估值水準。這一估值水準反映了在通貨膨脹條件下，12%的股票收益率毫無吸引力。
在過去10年，債券投資者受到了一系列的打擊。
他們在這一遭受打擊的過程中發現，在任何債券利息水準，無論是6%，或8%，還是10%，都沒有任何神奇的力量阻止債券價格的崩潰。
股票投資者雖然總的來說沒有意識到他們也有“息票”，但是他們還正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
提高盈利的五個方法
我們必須把12%的資本回報率看成是不變的嗎？
有沒有一條法律規定：公司資本回報率不能自我調節，來應對長期的更高的平均通貨膨脹率？
當然，並沒有這樣一條法律。恰恰相反，美國企業無法通過意願或者命令增加盈利。
為了提高資本回報率，企業需要至少下面的其中一項：
1）提高周轉率，也就是銷售額與總資產的比。
2）廉價的債務杠杆
3）更高的債務杠杆
4）更低的所得稅
5）更高的運營利潤率
這就是所有的方式。
根本沒有提高普通股資本回報率的其他方式。
讓我們看看我們如何利用這些方式。
我們先從周轉率開始。
為了分析周轉率，我們必須考慮三個主要類型的資產：應收帳款、庫存和固定資產，如廠房和機器。
應收帳款隨銷售額增加成比例增加。
而以美元計的銷售額增加是由銷量增加或通貨膨脹引起。
在這裏沒有改善的空間。
庫存的情況非常不簡單。
從長期看，計件的實體庫存數量趨勢跟隨銷量趨勢。
但是從短期看，實體庫存的周轉率會上下波動，原因可能是存儲空間影響、成本預期、或者生產瓶頸。
在通脹時期，使用後進先出庫存估值方法會提高報告的周轉率。
當由於通貨膨脹引起銷售額上升，使用後進先出方式的公司庫存值要麼會保持不變（如果銷量不增加），要麼會跟隨銷售額上升（如果銷量上升）。
無論哪種情況，以美元計的周轉率都會提高。
在70年代早期，公司的一個顯著趨勢就是轉向“後進先出”會計方式（這樣做有降低公司報告的盈利和降低稅的效果）。
這一趨勢目前似乎有所減緩。
但是，很多“後進先出”公司的存在，加上很多其他公司也可能加入“後進先出”這一行列，會使未來報告的庫存周轉率提高。
中等程度的改善
在固定資產方面，假定對所有產品的影響是相同的的情況下，任何通脹，在一開始會有改善周轉率的效果。
這是因為銷售額會立即反映新的價格水準。
但固定資產會逐漸反映價格的變化。當前的資產逐漸消耗掉，新的資產反映新的價格水準。
很明顯，一個公司的固定資產替換過程越慢，固定資產周轉率上升的越多。
但是當替換過程完成後，這一上升就停止了。
假定通貨膨脹率是固定的，那麼銷售額和固定資產將隨通貨膨脹率一起上升。
總結一下。
通脹將引起周轉率在一定程度的上升。
由於“後進先出”會計方式，也會帶來一些周轉率的改善。
如果通脹加速，由於銷售額增速超過固定資產增速，也會改善周轉率。
但是，所有這些改善都是中等程度的，沒有達到明顯改善資本回報率的程度。
從1965到1975這10年間，雖然通脹總體加速，企業廣泛應用“後進先出”會計方式，財富500強企業的周轉率只從1.18比1提高到了1.29比1。
便宜的債務杠杆呢？ 不太可能。
高通脹通常導致借貸成本更昂貴而不是便宜。
快速增長的通脹創造了快速增長的資本需求。
但是發放貸款的一方越來越不相信長期合同，變得更苛求。
即使通貨膨脹率不進一步上升，債務杠杆也會變得更加昂貴。
因為目前公司帳面的借貸成本低於替換成新的貸款後的成本。
而替換新的貸款需要等目前的貸款到期。
總的來看，未來的債務杠杆成本的變化會輕度壓縮資本回報率。
更多的杠杆呢？
美國企業已經用了夠多的債務杠杆了。
財富500強的資料就是證明。
在1975年之前的20年裏，財富500強的股東權益占總資產的比例從63%降到了50%以下。
換句話說，每一美金的資本已經比過去利用了更高的債務杠杆。
貸款發放者學到了什麼
通脹引發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財務要求：高度盈利的公司，一般有最好的信用，但只需要相對很少的債務。
但是在盈利方面不佳的公司對債務的需求從來就沒夠。
相對10年前，貸款發放者對此瞭解的更加透徹。
所以，他們不願意貸款給資本匱乏，盈利不佳的公司，讓他們把債務杠杆抬高到天上去。
即便如此，在通脹條件下，將來很多企業看起來肯定會利用更高的債務杠杆來提高資本回報率。
很多公司通常即使維持同等規模的實體商業運營，也需要巨額的資本。
而減少股息或者增發新股在通脹條件下都不具備吸引力，這些公司的管理層因此會選擇更高的債務杠杆。
無論債務成本如何，這些公司都會債務堆積如山。
他們的行為會像那些電力公司。
那些公司在60年代曾經為八分之一個點的利息而與發放貸款者爭執。
而1974年，他們對能拿到12%的債務融資已經很感激了。
和60年代早期4%利息的債務相比，以現在的利息水準增加的債務對資本回報的促進有限。
但另外的問題是高債務比率會降低信用評級，進而提高利息成本。
所以，除了我們討論的其他因素，債務比率增加會提高利息成本，也會導致債務杠杆成本增加。更高的債務杠杆成本會抵消更高債務杠杆的各種好處。
除了這些之外，美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與傳統相比已經有了太多的債務。
很多企業擔負了大量的養老金義務。
這些義務把養老金設置成當現在的工人退休時的實際支付水準。
在低通脹的1955至1965年，由這些養老金義務引發的負債相當好預測。
而今天，沒人能夠真正搞清楚公司的最終義務是多少。
但是，如果未來通貨膨脹率平均7%的話。
一個今天25歲掙一萬兩千美金一年的雇員，未來的工資漲幅僅僅和通脹持平，在他65歲退休的時候也要掙十八萬美金。（譯者注：通用汽車就是這麼死的。）
當然，每年有很多年報裏有非常精確的缺少資金的養老金義務數字。
如果那些數字可信，一個公司可以把這個養老金義務的數字加上當前的養老基金資產，把整個養老金交給一個保險公司。
讓保險公司承擔養老金義務。
實際上，找到一個願意聽一聽這樣一個交易的保險公司都不可能。
實際上，每個美國企業的司庫都不敢有發行“生活成本”債券的想法。
“生活成本”債券也就是一種無法召回而且息票和價格指數相聯繫的債務。
但是，通過私人的養老金系統，美國企業實際上承擔了大量相當於“生活成本”債券的債務。
對更多的債務杠杆，無論是傳統的債務還是沒有記錄的與價格指數相關的養老金債務，股東都應該持懷疑態度。
一個無債一身輕的企業的12%回報要遠勝於一個負債累累的企業的同樣的回報。
這也意味著今天的12%的回報的價值要比20年前的12%回報低得多。
紐約更有趣
更低的企業所得稅不太可能。
美國的投資者已經只擁有D級的股票。
A、B、C級股票的擁有者是對企業征所得稅的聯邦、州、市級政府。
確實，那些“投資者”並不擁有企業的資產。
但是，他們卻獲得企業盈利的主要一塊。
D級股票擁有者把盈利再投入來積累資本。
增加的資本所創造的盈利卻被政府收走。
A、B、C級股票的另一個誘人之處就在於股票持有者可以不經任何一方投票，
就立刻，突然地提高對企業的盈利分成。
比如A級股票（聯邦一級）只要國會採取行動就行了。更有趣的是，這3個等級的其中一級有時投票決定增加企業過去盈利的分成。
1975年在紐約運營的企業就發現自己處於這種可怕的境地。
無論何時，只要A、B、C級股票擁有者自己投票決定增加盈利份額，剩下的部分– 也就是留給D級普通股票投資者的部分，肯定減少。
展望未來，長期看A、B、C級股票擁有者投票決定減少自己份額的可能性不大。
D級股票能保住自己那一份就不錯了。
來自於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壞消息
提高資本回報只有5個可能的來源，其中最後一個就是銷售額之上更高的運營利潤率。
一些樂觀主義者希望在這裏能有重要的改善。
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的樂觀是錯誤的。
但是，一個美元的銷售裏面只有100個美分。
在我們得到剩餘的部分也就是稅前利潤之前還有很多東西要花錢。
主要的東西有人力成本、原材料、能源和各種各樣的非所得稅。這些成本的比重在通脹時期不太可能降低。
最近的統計資料並不支援通脹時期利潤率提高的想法。
1965年之前的10年是一個通脹相對較低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製造廠商每季度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報告的年平均稅前利潤率為8.6%。
1965到1975年的10年是一個通脹相對較高的時期。
而這一時期年平均稅前利潤率為8%。雖然通脹顯著提高，利潤率卻降低了。
如果一個行業能夠根據重置成本定價，那麼在通脹時期利潤率會提高。
但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大多數大型企業雖然有巨大的實力，卻無法提高利潤率。
重置成本會計幾乎總是顯示企業盈利在過去10年顯著下降。
如果這些大型企業如石油、鋼鐵、鋁業等確實有寡頭壟斷的實力卻無法提價，我們只能得出結論：他們的定價權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至此我們已經總結了所有因素：在我的分析之中，所有5個能夠提高普通股票回報的因素都不可能在通脹時期帶我們走的太遠。
你也許能得出比我更樂觀的結論。但是，記住12%左右的回報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投資者的公式
即使你同意12%的回報是不可改變的，你仍然希望在未來能取得好的業績。
這可以理解。畢竟有很多投資者長期業績很好。
但是，你未來的業績取決於三個變數：股票淨資產與股票市場價格的關係、稅率和通貨膨脹率。
讓我們算算淨資產和市場價格。
當股票一直在淨資產價格銷售時，非常簡單。
100美元的淨資產，平均市場價格100美元，12%的公司盈利就給投資者產生12%的回報。（還要減去摩擦成本，在此我們先忽略不計。）
如果股息發放率為50%，我們的投資者將拿到6美元的股息，並獲得另外6美元的淨資產增加。
這一淨資產的增加會體現在投資者所持有的股票市場價格上。
如果股票價格是淨資產的150%，情況就不一樣了。
投資者會受到同樣的6美元股息。
但是這只相當於他150美金成本的4%而已。
公司的淨資產也會增加6%（達到106美元）。
而投資者的股票市場價值在淨資產150%的基礎上也會增加6%（達到159美元）。
但是，投資者的總回報，也就是淨資產增值加上股息，才只有10%而不是公司內在的12%盈利。
當投資者低於淨資產買入，這個過程正好相反。
比如，如果股票價格是淨資產的80%，同樣的盈利和股息發放率將產生7.5%的股息回報（6美元除以80美元）和6%的淨資產增值回報。
總回報為13.5%。
換句話說，你最好買打折的而不是高價的，這和常識告訴我們的一樣。
戰後，道瓊工業指數股票的市場價格最低達到淨資產的84%（1974年），最高達到過淨資產的232%（1965年）。
大多數時候，股票市場價格遠超過100%的淨資產。（今年春天早些時候，股票價格大約是110%的淨資產）
讓我們假定未來這一比率在100%左右。
這意味著股票投資者會獲得12%的回報。至少，他們在稅和通脹之前可以獲得那麼多。
稅後回報
由於中美稅制不同，在此不再翻譯。
但是可以用中國的20%股息稅和0%的資本利得稅算算。
假設盈利50%分紅，則100美元淨資產發6美金股息。
按中國20%稅率，剩下4.8美元。
總回報為10.8%，比巴菲特時代的7%左右稅後回報要好。
通貨膨脹率 -一個沒人知道的數字
通貨膨脹率到底會是多少？
這是個重要的問題，但是沒有人知道。
政客不知道，經濟學家不知道，權威評論家也不知道。
這些人在幾年前還覺得，只要這裏那裏輕微調節一下，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就會像訓練過的海豹一樣做出反應。
但是，很多跡象並不支持穩定的價格：事實上，通貨膨脹現在是世界性的。
我們社會的主要集團傾向于利用他們對競選的影響，轉移，而不是解決經濟問題。
如果可以推遲，即使是最關鍵的問題（比如能源和核擴散）他們也不願解決。
我們的政治系統鼓勵短期行為。
為了重新當選，立法者做出有利於短期，但卻最終會帶來長期痛苦的決定。
絕大多數政客都強烈反對通脹，但他們都堅定支援製造通脹的政策。
（但是這種精神分裂還沒有讓他們遠離現實。眾議院已經確保他們的養老金與退休後生活成本變化掛鈎。這與私人部門的一般做法可不一樣。）
討論未來通貨膨脹率往往會觸及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敏感性。
這兩者是決定任何精確的通脹公式結果的重要變數。
但是問題的根源在於：和平時期的通貨膨脹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個經濟問題。
人的行為才是最關鍵的。
貨幣不是關鍵。政客也是人，肯定會顧及自己的利益。
選擇短期利益確保下界繼續當選，還是選擇長遠利益為下一代著想而失去競選？
他們通常會做出確保自己利益的選擇。
這種泛泛而論無法得出精確的數字。
但是，對我來說，將來通貨膨脹率很有可能會在7%的平均水準。
我希望我的預測是錯的。這個預測確實可能是錯的。
對未來的預測通常告訴我們更多有關預測者的資訊而不是未來。
你可以自己選擇把你自己的通貨膨脹率代入投資者的公式。
但是，如果你預測未來2%-3%的通貨膨脹率，那你的視角肯定和我不同。
所以，我們的結論出來了：在扣除通脹及稅之前股票有12%的回報；扣稅但不扣除通脹，股票還有7%的回報；扣除稅和通脹後股票可能為零回報。
這可不是一個令人激動人心的公式。
作為一個普通股票投資者，你將有更多錢。
但是，你將不會有更多的購買力。
這可不像佛蘭克林（“存的一分錢就是掙的一分錢”）和弗雷德里曼（“一個人可以消費，也可以投入他的資本。”）所說的。
寡婦們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算數可以很清楚的證明一個事實：通貨膨脹是一種稅。
而且這種稅比我們的立法者所制定的任何稅種都更具毀滅性。
通貨膨脹稅具有可怕的消耗資本的能力。
對於一個依靠存摺上5%利息收入的寡婦來說，零通脹時期100%的所得稅和通脹時期5%的通貨膨脹率是一樣的。兩種情況都讓她沒有任何實際收入。
任何她所花的錢都直接來自於資本。
她會對120%的所得稅感到氣憤。
但她卻不會注意到6%的通貨膨脹率在經濟上就相當於120%的所得稅。
如果我對通脹的假設接近正確，不僅市場下跌時業績會令人失望，市場上升時業績也會令人失望。
上個月早些時候，道鐘斯指數是920點，比10年前上漲55點。
但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道指實際下降345點-從865到520。
道鐘斯指數裏的公司還必須把屬於股東的盈利的一半截流，然後再投資，才能取得這樣的結果。
在下一個10年，只要股票有12%的資本回報率，40%的股息分紅率和110%的市場價與淨資產的比率，道瓊指數會翻倍。
但如果有7%的通貨膨脹，10年後在1800點賣出的投資者付出資本利得稅後的實際結果還遠不如今天的水準。
我幾乎都可以聽到一些投資者對我悲觀想法的反應。
他們會認為無論新的投資時代帶來何種困難，他們都能巧妙應對，為自己獲得出色的結果。
他們的成功未必有把握。
而在總體上說肯定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感覺你可以在股票市場來回買賣來擊敗通貨膨脹稅。
我願意做你的股票經紀人，而不是合夥人。
即使那些所謂的免稅的投資者，如養老基金和大學捐款基金，也不能逃避通貨膨脹稅。
假設我的7%的通脹率是正確的，一個大學的司庫應該把每年的前7%回報看作只是補充購買力。
大學捐款基金在超越通脹前沒有掙得任何東西。
在7%的通脹水準，總體回報8%時，這些機構相信他們是免稅的。
但是，實際上他們付87.5%的“所得稅”。
社會的公式
不幸的是，高通脹造成的問題不僅困擾投資者，而且影響整個社會。
投資收入只占國民收入的一小部分。
如果只是實際投資回報為零，而人均實際收入能以健康的速度增長，整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也許會進一步發展。
市場經濟給參與者不成比例的回報。
嗓音、解剖結構、身體力量或者智力等天賦可以讓人從未來國民產出中得到巨額的財富（股票、債券和其他資本）。
投對了胎也能在一出生就擁有一生無盡的財富。
如果通脹造成的投資零回報能劫富濟貧，從這些有著巨額財富的幸運兒手中，把國民產出的更大一部分轉給一樣努力工作，但卻沒那麼幸運的公民。
那麼，這對一個公平的世界不會有什麼損害，上天也不會干預的。
但是，這種劫富濟貧的效果並不明顯。員工報酬已經是分紅的28倍。
而很多這些分紅會流向養老基金、非盈利組織，比如大學和並不富裕的個人投資者。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把所有富裕的股東的分紅都轉移到員工報酬裏。這種事情我們只能做一次。
因為這是殺雞取卵。
這樣的轉移對實際工資的提高還比不上我們過去從一年的經濟增長中獲得的多。
俄國人也理解這一點
所以，通過通貨膨脹對投資的影響來減少富人，這對窮人來說連短期的實際幫助都沒有。
窮人的經濟狀況隨通脹對經濟的總體影響而起伏。
而通脹對經濟的影響不可能是好的。
民眾經濟狀況的大幅度改善需要資本的大幅實際增長，並將資本投入現代的生產設施中。
如果不通過產業發展來持續創造並使用昂貴的，新的資本資產，即使有廣泛的人力資源，巨大的消費需求和政府的許諾，也只能導致失敗。
這個公式俄國人和洛克菲勒都理解。
這一公式在日本和西德已經被應用，並且產生了驚人的成功。
高資本積累率讓這些國家的生活水準快速提高。
即便我們相對於他們有著能源的優勢，但他們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遠超過我們。
為了理解通脹對真實資本積累的影響，需要一點數學計算。
讓我們回到12%的資本回報率。這樣的回報是除去了折舊之後的。
也就是說假定可以補充現有的生產能力之後的回報。
但前提是廠房和設備可以在未來通過與當初相似的價格購買來。
過去的方式
讓我們假設盈利的一半用來分紅，剩下的6%的資本投入未來的增長。
假如通脹很低，為2%，那麼增長的大部分將會是實際產出的真實增長。
在這一條件下，必須額外投入2%在應收帳款、庫存和固定資產上，明年的實際產出才會與今年持平。
剩下的4%對資產的投資將帶來更多的實際產出。
這2%的虛幻增長反映的是通貨膨脹，而剩下的4%則支持實際增長。
如果人口增長1%，這4%的實際增長會轉化為3%的人均收入真實增長。
這雖然是非常粗略的估算，但這就是我們經濟過去增長的方式。
現在，讓我們算一下7%的通脹率下，在滿足了必須的通脹部分後，還有多少能剩下給真實增長。
答案是，如果分紅政策不變，債務杠杆也不變，沒有任何東西能剩下支持真實增長。
12%回報的一半分紅，剩下的6%都要用來投入才能保持明年的實際產出與今年持平。
很多公司面臨正常分紅後，無真正的存留盈利來支持業務擴張的困境。
他們只能臨時想辦法。怎麼辦呢？
他們會問自己：我們怎麼才能偷走，或者減少分紅，但又不觸怒股東呢？
我有一個好消息給他們：有這樣做法的現成的一組藍圖。
近些年，電力工業只有很少，或者沒有能力分紅。
或者說，如果投資者同意買他們的股票，他們就有能力分紅。
1975年，電力公司分紅33億美金，卻要投資者交回34億美金。
當然，他們把這些都混在一起，施展了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以免得到ConEd那樣的壞名聲。
ConEd電力公司，如果你記得，在1974年非常不明智的對股東實話實說：公司沒錢分紅。
這種坦誠帶來的是市場的災難。
更老於世故的公用事業公司保持，甚至是增加季度分紅，然後要求股東（老股東或者新股東）把錢寄回去。
換句話說，公司增發新股，讓股東把錢送回去。
這一過程把大量資本轉給了稅務局和投行。
但是，所有人都很興致勃勃（尤其是投行）。
AT&T有更多快樂
受到成功的鼓舞，一些公用事業公司設計出了進一步的捷徑。
公司宣佈分紅，股東交稅，然後馬上增發新股。
雖然沒有現金交易，但對股東的損害一如既往。
比如AT&T在1973年推出了一個分紅再投資計畫。
這個公司一定被描述成非常為股東利益著想。採用這種計畫，按照通常的財務做法，也一定被認為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計畫的內容卻好似來自于艾利斯漫遊仙境中一樣神奇。
1976年，AT&T給約290萬普通股東支付了23億美金的現金分紅。
在年底，64萬8千股東（上一年是60萬1千）再投資了4億3千2百萬美金（上一年是3億2千7百萬美金）購買公司直接增發的股份。
讓我們假定所有的AT&T股東都最終加入這個計畫。
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有現金寄給股東。
這就像ConEd一樣不付現金分紅。
但是，290萬股東中的每個人都應該注意到，他應該為這種被改稱做“分紅”的存留盈利交所得稅。
假定“分紅”總額為23億美金，1976年股東平均交30%的稅。
由於這個偉大的計畫，股東最後要交7億3千萬美金給稅務局。
如果公司董事們決定把分紅增加一倍，想像一下在這種情況下，股東該有多歡樂。
政府將試著投資
隨著公司在真實資本積累問題上的掙扎，我們將會看到更多偽裝起來的減少分紅的做法。
但是從股東那裏截流不會完全解決問題。
7%的通脹率和12%的回報率加在一起，會減少公司賴以支持真實增長的資本。
所以，當傳統的私人資本積累方式在通脹條件下失效，我們的政府將會更多的嘗試影響資本向工業的流動。
這樣做可能像英格蘭一樣失敗，也可能像日本一樣成功。
但是美國缺少日本式積極的政、商、勞工結合所必須的文化和歷史基礎。
如果我們幸運，我們會避免重蹈英格蘭的覆轍。在英格蘭，所有的各方爭奪自己的份額，而不是合力把蛋糕做大。
總的來講，在未來一些年，我們會聽到更多有關投資不足、滯脹和私人部門無法滿足需求的失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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